《万历十五年》
摘录：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笔者以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

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感受：
主要讲万张的一章，张居正确无反叛之心，但有僭主之实，所以由万历主导的对张冯的反攻倒算，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比较耸动的史料（李妃弟是太监，张居正生活奢侈）都出自《国朝献征录》，存疑待考。

黄特别强调大明运行的本质是道德而非法律，而哪怕是万历，也受到礼的约束。这点让我想到御井烹香在《贵妃起居注》的后记里提到，在这样庞大的体制下，上至皇帝下至贩夫，都无从得到真正的解脱。

申时行，居然你也是三代还宗！

张居正，一个独裁者。

万历的怠政如果抛却国家责任不谈我是能理解的，不过他确实比嘉靖要更漠然更无所谓。

们明粉有严重的精神病（字面意义），比如明粉非常相信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是被文官集团所钳制，温和明粉声称正德嘉靖万历种种行为是无奈之举，极端明粉甚至还要替朱祁镇辩护——请你们搞清楚点，嘉靖差点被宫女缢死是因为他以残忍手段迫害宫女，说什么明中期皇子在宫中活不长，天啊万余太监宫女在后宫艰难求生甚至多的是饿死病死的，死几个姓朱的是一报还一报啊！明粉很喜欢骂满清，但我必须说，满清宫闱已经比明朝肃静人道多了！从朱元璋开始残忍人殉开倒车的皇族，全部死光也不为过。

有个书评特别好玩，说申时行是大明裱糊匠，李鸿章是大清裱糊匠，每个王朝灭亡前都有几个裱糊匠哈哈哈哈

大明王朝诚然是一部好剧，虽然中心事件“改稻为桑”是虚构，但剧中人物（除了赵贞吉）都做出了合乎历史人物的举动，那怎么不算非虚构呢？

海瑞与张居正，明朝中期最值得谈的两个人。海瑞的内核是复古，复洪武之古。他和朱元璋一样，认同通过道德自我约束和严厉政治手段来推行政令，处理经济问题。何其谬也！张居正从实质上来讲确实比海瑞看得更远，他认识到要革新要变，但他采用且只能采用高度独裁的方式来推行政令，以致人亡政息。

煌煌史册之上海瑞清名流芳，史册之下，九娶的妻妾，或休妻或暴毙，海瑞得到了自我实现，她们又得到了什么？

读完了，在读最后李贽这章的时候，我才知道李贽出家为僧，这让我不可避免的想到了刘伟，当然这样说也太对不起李贽了。李贽的出家是他想找到一个道德之外的自由，但他出家之后也依靠道德系统维持着生活。这是一种近乎绝倒的悲哀。黄仁宇字里行间不是特别看得上李贽，我猜想是因为黄本质上是奉行精英主义的人。本书给我的观后感次于叫魂，可能因为本书声名在外，吸引了一堆核桃大小脑核的犬儒男女明粉来读，点开段评屡屡让我大失所望。在尾篇，黄委婉谈及一国两制，作为国民党的遗老，他有种弥缝式的观点——但我在想，何必金瓯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