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院受理Bowers那一年，我正好也在DC，刚刚离开律所开始教书，在空闲的时间里为了这个案子忙前忙后。这个案子里，一个同性恋的男子因警察的错误执法而被强行带走，带走他时，警方冲进了他的卧室，正好撞见他和他的男友oral sex. 当地有一条从未有人认真执行过的法律，即所有的人oral/anal sex都为违法，尤其是针对非异性恋行为。作为一个gayman, 我找来我的朋友当这个案子的庭辩律师，面对这个荒谬的法条，这是我们觉得最有希望的一个案子，也许能够终于改变大家对lgbtq的歧视。毕竟，不管性向如何，凭什么有人能够随意闯入你最私密的空间宣布哪些性爱才是合法的呢？

那是1986年，艾滋病是我们这一代的covid，不认识的人正在死去，身边的朋友们也正在死去，没有人有药，没有政府想要去做些什么来救人。那次庭辩之后，有陌生的记者来联系我说，我的朋友的辩论是她所听过最精彩的，有理有据，让人动容，几乎征服了所有人…除了那五个大法官。其中摇摆票的法官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了对立面，我很久以后问过他为什么投那一票，他说，毕竟没有人真的被这个案子惩罚，而他恰好又不认识任何lgbtq的人。讽刺的是，他的手下至少有三个法官助理是lgbtq，只是没有人告诉过他而已。

我以为，这个案子之后，lgbtq就结束了，像是一切都板上钉钉了一样，大法官宣布，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从来没有要保护过这些人，现在和以后也不需要。然后二十年后，在Lawrence这个案子里，Kennedy大法官说，自由关乎于一个人的自我和自治，包括思想、信仰、表达、和拥有亲密行为的自由。然后又过了十几年，当人们还在为同性婚姻是否玷污了婚姻之名争吵的时候，Kennedy这一虔诚的天主教徒宣布，如果婚姻是珍贵的，而寻求婚姻的人自然也认为婚姻是尊贵的，这种向往不应因性别性向的不同而贬值。

这三个案子，横跨了我作为教师的职业生涯。三十多年来，我曾经充满憧憬，然后失望跌入谷底，又在多年后被人拍拍肩继续前行，终于得到了曾经追求的东西。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劫，也许这一场疫情和这几年混乱的世界是你们的苦难。但是我从我的人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resilience and learning to adapt. 我希望你们知道，三十多年前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和学者，在最有权势的人面前做了完美的演讲，然后失败了，但是他的答辩开启了重要的舆论。之后二十年，让法院改变判决的并不是另一个优秀的法官，而是舆论，是流行文化，是摇滚，是当时的电视剧和年轻人。

这会是我教的最后一节课，然后我就要退休了，要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做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 写书。我想给更多的人写作，让他们思考所谓的历史、法律和国家。我希望你们一样，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律所、公司和法庭上，你的生活充满可能性，你能做的有很多。

最后，多年前我的挚友送给我两句话，我也送给你们。1. 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很抱歉如果这听上去太鸡汤，但是事实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往往能成功，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往往会失败且痛苦。2. 别找一个比你还要疯狂的人当枕边人。

再见了，年轻人。希望你们能加油。”